群经之首

在中国古代文献中，《周易》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的伏羲时代，其历史脉络源远流长。历经岁月变迁，从最初的八卦符号演变为六十四卦，直至西周初期，卦辞、爻辞才得以编纂定稿。《周易》一经成书，其象征意义和占卜功能日益显著，同时蕴含了丰富的道德文化内涵，虽未形成完整体系。而《易传》（十翼）的问世，标志着《周易》从占卜之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，从巫术占卜转向伦理教化的探讨，也标志着其经典的最终完成。从春秋时期的历史典籍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，无不体现《易传》作为先秦思想集大成者的地位。各派学者之所以重视《周易》，正是因其蕴含的“与天地准，弥纶天地之道”的智慧，以及“推天道以明人事”的内在力量，试图将自然秩序与人事秩序相贯通。这一本质特征使得《周易》在先秦时期诸多典籍中独树一帜，成为儒家经典等众多文献中的翘楚。

以“六艺”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在汉代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，儒家兴盛、教化重视的风潮持续将易学推至思想文化领域的最前沿。自汉代起，《周易》被誉为群经之首，其崇高地位的形成，源于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。

《周易》合编本，作为儒家五大经典之一，凭借其独特的教化作用，契合了汉代政治文化需求，深受统治者青睐。汉儒普遍精通易理，热衷于阴阳五行、灾异之学，以天象警示君主，培养其敬畏之心。《周易》中“观天之神道，而四时不忒；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”所蕴含的天人合一之道，不仅是汉代天人之学的思想根源，亦关乎汉儒通经致用的技艺。汉儒通经致用，基于对《春秋》及阴阳灾异学说的深刻理解，彰显了汉代经学的独特风貌。《周易》以“推天道以明人事”的视角，满足了汉儒借助通经致用提升地位的需求，成为其引经据典的理论基石。

在汉成帝年间，刘向、刘歆等学者着手对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整理，不仅将《六艺略》置于各类典籍书目编排的首位，更在《六艺略》中将《易》置于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之前。《汉书?艺文志》引《七略》之语：“五者，五常之道，相须而备，《易》为其源。故《易》不可见，乾坤或几息矣，言与天地同终始也。”此论断乃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刘向、刘歆父子认为，《易》道亘古不变，与天地同齐，在典籍中占据核心地位，为“五常之道”之本源，对其他五经的配合与演变具有指导意义。《周易》位居群经之首，彰显了刘向、刘歆对儒家经典地位、性质、功能的深刻洞察。“《易》为之原”的论断，对后世学者具有积极的学术启示。从汉代经学演变的大背景审视，《汉书?艺文志》的易学观念是对汉代天人之学的升华与总结。《周易》位列“六经”之首，体现了汉儒对《周易》特殊地位的重视。《周易》在汉代成为儒家经典之首，有其内在的理论与现实依据，对后世统治者政治与文化策略具有示范意义。自唐代起，《周易》作为“六经”之首的地位未曾动摇。随着儒家经典范围的拓展，《周易》自然从“六经”之首升至群经之首。《周易》及易学的思想体系，对儒道两家的影响深远，成为两家经典并屡次援引的依据。《周易》在汉代取得文化和政治上的权威地位，对后世道家、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指出，《易》道广大，无所不包，旁及天文、地理、乐律、兵法、韵学、算术，乃至方外之术，皆可援《易》以为说。《总目》的立场旨在批评历史上援《易》立论的现象，但《周易》在儒道两家发展中的典范意义不容忽视，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根深蒂固。

《周易》承载着悠久的历史，其成书与传播贯穿于中华文化的长河，其影响无处不在，如同易学思想激起的层层涟漪。实际上，对经典的解读正是中国思想不断进步与深化的关键途径。值得关注的是，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中，《周易》位居经部之巅，其文献数量远超其他经部文献，这充分体现了《周易》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地位。而且，《周易》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，道家奉为“三玄”之冠，佛教诸多高僧亦倚重并阐扬之，这些都彰显了《周易》内涵的深厚与诠释方向的广泛性。

《周易》被誉为“综合百家，超越百家”，位居群经之首、大道之源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享有无与伦比的尊崇地位。若深入探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演变，对“《易》为之原”及《周易》所展现的引领作用与包容精神，或许能获得全新的认识。